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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莊子逍遙精神的現代啟示》
 日期:2015-06-08 10:25:20   閱讀:  
余秉頤
 

        在現代社會,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不斷地得到改善和提高。特別是在我國,改革開放以來,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。但與此同時,人類的精神生活卻出現了諸多問題。除了道德層面的問題(例如誠信缺失、公德淪喪、拜金主義)之外,還有心理層面的問題,其中最突出的,就是精神焦慮狀態在人群中的大量存在。所謂焦慮,簡單地說,就是憂思不安、精神煩躁。目前在我國從事不同職業、處于不同社會層次的群體中,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精神焦慮的現象。在生活和工作中,一些人總是感到精神緊張,一些人總是成天憂心忡忡,一些人總是過得惶恐不安,這都是精神焦慮的表現。可以說,精神焦慮,已經嚴重地損害著人們的身心健康,損害著人們的生活質量。現在我們經常談論“幸福感”、“幸福指數”問題,而“幸福”與人們的精神狀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。一個成天處于精神焦慮狀態的人,無論他的物質生活條件多么優越、多么高檔,都不會具有強烈的幸福感,他的生活質量都不會達到很高的幸福指數。
        我們要克服和消除精神焦慮,可以有很多的途徑。其中的一條重要途徑,就是從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吸取精神營養。中國先哲們高超的人生智慧,是現代人治療精神焦慮的一劑良藥。
莊子所提倡、宣揚的逍遙精神,正是這樣的一劑良藥。
        《莊子》的第一篇,是《逍遙游》。《莊子·逍遙游》開篇,是一段震撼人心的描述:
 
   北冥有魚,其名為鯤。鯤之大,不知其幾千里也,化而為鳥,其名為鵬。鵬之背,不知其幾千里也;怒而飛,其翼若垂天之云。
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鯤鵬展翅高飛,擊起了幾千里的滔天波浪,卷起的暴風扶搖直上九萬里。它背負青天,超絕云氣,從太空俯視人間,發現人間的一切渺如塵埃。這個出神入化、既是魚又是鳥的“鯤鵬”,就是人的精神。這段千古傳誦的文字,通過奇特的藝術形象,以鯤鵬的自由翱翔,象征人的精神在超脫世俗牽累的自由境界中獨來獨往、縱橫馳騁,表達了莊子追求“獨與天地精神往來”的情懷。
   莊子所謂“逍遙”, 是精神的逍遙,指的是精神優游自得、自由自在的境界。“逍遙游”不是“形游”,而是“神游”、“心游”,是“乘物以游心”。“逍遙”就是人的精神與“天下大道”融為一體,心靈無所羈絆,無所牽累,雖置身萬物之中,卻能夠不帶著世俗的功利觀念,不計較世俗的是非得失。“逍遙”的本質是“自由”,是精神的輕松、自如、舒暢、愉悅。
在此需要說明的是:
        1、精神逍遙不等于沒有信仰,不等于沒有精神追求。莊子本人就有著堅定的信仰——“道”,他畢生追求自己心目中的“天下大道”。
        2、逍遙不等于消極,不等于碌碌無為。精神的逍遙不是行為的逍遙。行為的逍遙是無所事事。精神的逍遙則是輕松愉悅,并不是“飽食終日,無所用心”。
        因此,人們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在有信仰、有作為的同時,追求精神逍遙的境界。
        莊子的“逍遙”,旨在追求精神的超脫和生命境界的升華,最后與大道合一。他認為,精神的超脫,首先需要心靈擺脫種種束縛和困擾。那么,怎樣才能解除困擾、達到精神的逍遙境界呢?
        莊子認為,人的精神困擾主要來自三個方面:功名利祿、偏執之見和生死大限。人只有擺脫來自這三方面的精神困擾,才能體察萬物之理,洞明天地之道,領悟生命的真諦,讓精神逍遙于天地之間。因此,人們要解除困擾、達到精神的逍遙境界,也就應該從這三個方面去努力:
 
        一、淡泊名利
 
        追求精神的逍遙,首先必須淡泊名利,抵御功名利祿的誘惑。
        在莊子看來,功名利祿的束縛是精神的巨大負累,是導致人的心靈不能自由的重要原因。因此,人不能被外在的功名利祿所誘惑、役使,以至于“喪己于物,失性于俗”。
        莊子本人,始終保持不求顯赫富貴、只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態度。他說,榮華富貴何如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逍遙于 天地之間,而心意自得”!(《莊子·讓王》)人們為謀取功名利祿所付出的最大代價,就是喪失真性、迷失自我,使精神不得自由,更無法超脫、升華。在莊子看來,這是用極巨大的代價換取極微小的利益。《莊子·讓王》云:“今且有人于此,以隋侯之珠,彈千仞之雀,世必笑之。是何也?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。”隋侯之珠是舉世聞名的寶珠,用它作彈子來打千仞高山上的鳥雀,即使能夠打下來,也不過是用重大的代價換取微不足道的區區小利而已。
        莊子長期生活于社會下層,家境貧寒,生活艱辛。但他在清貧的生活中自得其樂,而不醉心于功名利祿,不讓名韁利鎖束縛自己的精神。由于莊子為人賢良、學識廣博,在楚國很有名聲,他并非沒有做官的機會,然而他淡泊名利,推重氣節,不愿屈身侍奉權貴。關于莊子不仕,在《莊子》的《秋水》、《列御寇》等篇中均有記載,文字稍有不同,但情節基本一致。莊子始終堅持不求顯赫富貴、只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態度。
        莊子說,世俗之人往往被蠅頭小利折騰得寢食難安,甚至丟掉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。“自三代以下者,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。”(《莊子·駢拇》)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后,人們由于看重“利”而改變了自己淳樸的天性。他們或“以身殉利”,或“以身殉名”,都是汲汲于功名而不惜“殘生傷性”。針對這種“殘生傷性”的狀況,莊子告誡人們一定要抵御功名利祿這些身外之物的誘惑,因為醉心于功名利祿,是精神自由、舒暢的巨大障礙。困擾于功名利祿,就無法進入精神的逍遙境界。在莊子看來,“貴、富、顯、嚴、名、利六者,悖志也。”(《莊子·庚桑楚》)高貴、富有、顯赫、威嚴、名聲、利祿這六種東西——也就是富貴權勢——都是擾亂人的意志,妨礙人追求“天下大道”和真理,妨礙人追求精神的崇高和逍遙的。一個在功名利祿面前患得患失、斤斤計較的人,他的精神怎么能夠不產生困擾,不陷入焦慮呢?而情懷高尚的人,則能夠在功名利祿面前,保持精神的淡定、逍遙。《莊子·逍遙游》說,堯打算把天下讓給許由,因為他認為許由已經領悟了天下大道,如果居于國君之位,天下一定會大治。而許由卻堅辭不受,正因為他已經領悟了天下大道,反而無意于功名。莊子以此說明,得道的真人不圖富貴,不求功名,這是他們的精神得以超脫、逍遙的重要原因。
        當然,莊子并非完全否定“利益”,他只是反對因貪圖功名利祿而“殘生傷性”。《莊子·逍遙游》說:“鷦鷯巢于深林,不過一枝;偃鼠飲河,不過滿腹。”一只鳥在廣袤的森林里棲息,其實只需一根樹枝就足夠了;一只老鼠在大河邊喝水,其實只需能夠填飽它肚子的那點水就足夠了。同樣的道理,人的生活并不需要大富大貴,功名利祿對于人來說,實質上往往是一種虛浮的需求和誘惑,并不具有實實在在的作用和價值。
 
        二、破除偏執
 
        追求精神的逍遙,必須破除偏執,用現代的哲學術語來說,就是破除認識的絕對化。
        有學者認為,莊子哲學的宗旨“專在破執”。所謂“破執”,本是佛教術語。“執”意思是執著、固執、偏執(偏狹固執)。從哲學上說,“執”就是絕對化的認識,或者說認識的絕對化,“破執”就是破除認識的絕對化。莊子認為,人們囿于自身的成見和偏見,在認識事物時,往往走向絕對化。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其實只是一孔之見,有很大的局限性,如果執著于這種一孔之見,就會形成狹隘、僵化的認識——也就是“執”。這種“執”,使人的認識不能客觀、公允、清醒,使人的精神不能逍遙、自如、愉悅。
        為了破除認識的絕對化,破除狹隘、僵化的認識,莊子提出:天下沒有絕對的事物,一切都是相對的。一切事物都處在變化之中,“臭腐復化為神奇,神奇復化為臭腐”,(《莊子·知北游》)事物之間是可以轉化的。這種轉化的原因,是對立方面的相互作用,即“安危相易,禍福相生,緩急相摩,聚散以成”。(《莊子·則陽》)
        不僅事物之間的區別是相對的,而且人類認識的是非也是相對的。這就是莊子的“齊是非”思想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舉例說,人如果睡在潮濕的地方,就會腰酸背痛,可泥鰍是這樣嗎?人如果住在樹上,就會心驚膽顫,可猴子是這樣嗎?那么對于泥鰍、猴子和人來說,我們該承認誰真正懂得哪里是舒適的住所呢?毛嬙和麗姬(都是古代美女)是人們最為欣賞的美人,可是魚看見她們就潛入水底,鳥看見她們就飛上云天,麋鹿看見她們就逃進密林,它們一點也不覺得毛嬙、麗姬美麗可愛。那么對于魚、鳥、麋鹿和人來說,我們該承認誰真正懂得什么是美麗呢?當然,莊子的比喻可能有些偏頗,但是他所表達的思想是:不要把自己的認識看成絕對正確的。莊子還提出“虛己”,要求人們虛心地對待自己,不要把自己的認識絕對化,不要以為自己絕對正確,不要走極端。這肯定是有道理的。
莊子說,天底下的一切差別——“是”與“非”的差別,“彼”與“此”的差別、“人”與“物”的差別等等,都是由于人們認識問題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說:“自其異者視之,肝膽楚越也;自其同者視之,萬物皆一也。”如果從差異的角度去認識事物,那么即使像肝和膽這樣在人體中不可分割的內臟,也會顯得像楚國與越國的關系那樣對立;如果從相同的角度去認識事物,那么可以說普天之下,“萬物皆一”。總之,事物之間的差別都只具有相對的意義,而不具有絕對的意義。
        不過,莊子過于夸大了事物的相對性,在哲學上走向了相對主義。所謂相對主義,是否認事物和認識的確定性,認為事物之間的區別只是有條件的、暫時的、相對的,不承認這種區別也具有確定性、絕對性的一面。其結果,是抹殺、取消了事物之間的界限和人類認識的是非界限。可以說,莊子反對認識的絕對化“矯枉過正”,走向了極端。但應該承認,他的思想確實具有振聾發聵的“破執”作用。
 
        三、坦然面對生死
 
        追求精神的逍遙,還必須坦然地面對生與死,也就是樹立正確的生死觀。
        有生必有死,生死是人生之大限,因而也能成為對人的精神的最大桎梏。人生存于天地之間,受自然的客觀規律制約,生無法選擇,死不可避免,生與死“無所逃于天地之間”。生命的過程不僅是有限的,而且是短暫的,正如《莊子·知北游》所說:“人生天地之間,若白駒之過隙,忽然而已。”
        然而,“道”的存在卻是無限的。“道”的境界沒有生死,人通過修道,進入得道的境界,在精神上擺脫生死的困擾,與天地精神融為一體,就如同滴水匯入大海,消弭生與死之間的分際和邊界,從而永無生死之虞。所以莊子主張以達觀的態度,坦然面對生死,在生死面前“以道觀之”,超然大度。生與死,本來就是元氣所化,生命隨元氣的變化而時聚時散,就好像晝夜一樣運轉不已,因此“生不足喜,死不足悲”。莊子的妻子去世時,莊子竟然盤腿坐在地上,鼓盆而歌,慶幸妻子解脫了生命形體的束縛,精神安息于天地之間。這種世俗眼中的怪誕行為,絕非出于無情,而是出于莊子對于生與死的獨特理解。
        莊子認為,生死本是“一體”而平等的,生和死都只是生命循環中的一個環節。就其中的某一個過程來說,生與死是有區別的,但就整個生命大的循環過程來看,生死實際上是不斷相互轉化的交替過程,“生之來不能卻,其去不能止”(《莊子·達生》),因此,不論是生還是死,人都應該“安時而處順,哀樂不能入也”。 (《 莊子·齊物論》)
萬物都是道的產物,人的生命也是道的產物。生死是道賦予天地萬物的自然規律,因此人應該順應道,順應這種規律,從生死大限對精神的桎梏中解脫出來。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,就是人應該樹立正確的生死觀。否則,人在精神上難以逍遙。
        《莊子·刻意》說:“其生若浮,其死若休”,人生而浮于世,死則歸于平靜安然。死亡是生命從變動和勞累的狀態進入靜止和休息的狀態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說:“大塊載我以形,勞我以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,乃所以善吾死也。”天地給了我一個人形的生命,用勤勞來讓我生長,用衰老來讓我閑逸,用死亡來讓我安息。所以善于活著的人,還要善于理解死亡、面對死亡。這就是莊子“以生死為一條”(《莊子·德充符》)的生死觀。如果我們樹立了這樣的生死觀,就能擺脫生死大限對精神的桎梏,達到趙樸初大師所說的“生固欣然,死亦無憾”的境界。
總之,在莊子看來,人只有淡泊名利、破除偏執,并且坦然地面對生與死,才能走向精神的解脫和逍遙,達到“獨與天地精神往來”的崇高、美妙境界。
        莊子的上述思想,至今對于我們仍有啟發。
        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,在解除精神困惑、走出精神焦慮方面,當然具有更多、更科學的途徑。但是應該承認,莊子所指出的三大原因——名利的誘惑、認識的偏執、生死大限對精神的桎梏——確實是自古以來人們在精神上產生困惑、陷入焦慮的主要原因,現代人也不例外。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,由于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更高、社會結構和狀況更復雜,這三大原因對于人們精神的影響也更大。因此,莊子所提出的消除這三大原因的途徑——淡泊名利、破除偏執、坦然面對生死——對于現代人仍然具有現實的啟示作用。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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